居易的诗歌主要收录于其自编的《白氏长庆集》。该文集由白居易亲自编订，并分为前集、后集、续后集三部分，涵盖讽喻诗、闲适诗、感伤诗等多种题材。据元稹《白氏长庆集序》记载，白居易在元和年间便开始编纂诗集，并多次修订，至晚年形成七十五卷定本。其自编行为在中国文学史上极为罕见，不仅体现了他对创作的珍视，更开创了文人自觉整理作品的传统。
集的流传经过中，唐代抄本与宋代刻本形成两条主线。日本金泽文库藏镰仓时代抄本《白氏文集》，保留了唐代南禅寺六十七卷本的原貌，其中部分诗题与注释为通行本所无，如《琵琶行》早期版本中的异文。而中国本土则以南宋绍兴刻本《白氏文集》为基础，明代马元调本、清代汪立名《白香山诗集》均以此为底本，但删改较多。这种版本差异反映了白居易诗歌在传播中的多重历史层积。
历代官修典籍的收录
自编文集外，白居易诗歌被广泛收录于官方典籍。北宋编纂的《文苑英华》收录其诗赋二百馀首，《唐文粹》选录讽喻诗与新乐府，凸显其文学地位。南宋洪迈编《万首唐人绝句》时，更以白居易作品为重要来源。至清代，《全唐诗》辑录其诗作2800余首，占全书的5%，数量居唐代诗人之首。
方文献的收录亦影响其经典化经过。《四库全书》将《白氏长庆集》列入别集类，评其“语言通俗而意味深长”，这一评价成为后世文学史书写的重要依据。需要关注的是，辽代石刻文献中发现白居易为元稹之母撰写的墓志铭被直接模仿，证明其文章通过官修渠道传入北方民族政权。这种跨地域、跨文化的收录现象，展现了白居易作品的辐射力。
海外传抄与影响
居易诗歌的海外传播始于唐代，日本遣唐使与学问僧成为重要媒介。据《日本国见在书目录》记载，平安时代已有《白氏文集》七十卷本传入，嵯峨天皇甚至命学者编纂《白氏讽谏集》作为治国参考。高丽文人李奎报曾言“乐天诗似易而难仿”，朝鲜半岛的《十抄诗》《夹注名贤十抄诗》均大量引用其作品。
本古抄本体系保存了独特版本价格。如正仓院藏《王勃集》写本中夹杂白居易诗残篇，证实中唐时期其作品已进入东亚文人日常阅读。江户时代那波道圆活字本《白氏文集》以宋刻本为底本，却保留唐代卷次结构，成为东亚汉籍交流的典型案例。这些海外抄本不仅补充了中土失传文本，更构建了白居易作为东亚共同文化符号的传播网络。
近代整理与校注
0世纪以来，学界对白居易诗集的整理取得突破性进展。谢思炜《白居易诗集校注》以影宋绍兴本为底本，参校敦煌本、金泽文库本等二十余种珍稀版本，首次体系揭示了文本流变。日本学者太田次男通过比对平安时代抄本，发现《新乐府》组诗在东亚存在独立于中国本土的传播路径。
字化时代催生新的研究范式。中华书局的《白居易数据库》整合了全球23个机构的藏本信息，而日本“白居易研究年报”持续刊布写本调查报告。这些成果不仅厘清了《白氏文集》的复杂版本体系，更通过异文分析揭示了白居易创作经过中的想法演变，如《长恨歌》在不同抄本中情感倾向的微妙差异。
居易诗歌的保存与传播，构建了从个人文集到官方经典、从中土抄本到海外写本的多维传承体系。其作品既通过自编行为确立文学主体性，又在历代官修文献中获得权威地位，更藉由东亚汉籍圈形成跨文化生活力。近代校注成果虽已丰硕，但日本金泽文库本、正仓院写本等仍有待全面整理，高丽时期注释文献的挖掘亦显不足。
来研究可着眼三个路线：其一，建立全球藏本联合目录，利用数字人文技术分析版本谱系；其二，深入探讨白居易诗歌在东亚各国的在地化接受，如日本《源氏物语》对《长恨歌》叙事结构的改造；其三，关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白诗残卷，重构丝绸之路上的传播轨迹。这些课题的推进，将推动白居易研究从文本考据走向文明互鉴的新维度。
